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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卡！”（古希腊语，“ 我找到了！”）
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有一次在浴盆洗澡时，突然想到了解决浮力问题的计算方法，他兴奋地喊出了这个词，阿基米德定律由此诞生。
“ 尤里卡” 同样是腾讯视频旗下专注纪实类纪录片的工作室的名字。这是一支国内为数不多的还能坚持做该品类影像的团队。
不过，说起那档知名的访谈节目 《十三邀》，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尤里卡工作室的得意之作。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还可以坚持做这么多期？
三年前，腾讯在线视频副总编辑、《十三邀》 总监制李伦带着这支队伍来到了腾讯视频。这支队伍里，有的成员已经跟了他二十年，从在传统机构媒体还是实习生的时候。
在泛娱乐化、碎片化内容和流量至上的时代里，人文纪实类纪录片就像是时代的慢镜头，缓缓地记录着那些被忽视、被遮蔽、被误读的日常。《十三邀》 用八年时间，八季内容，将学术思考转化为公共语言，证明深度对话的市场价值。
在 《十三邀》 的小众群体共鸣之外，尤里卡也希望将议题放到商业领域，《激流》 便应运而生。
今年推出的 《激流》 第二季，以“ 透过商业视角观察激流中人” 为核心，围绕出海建厂、跨境电商、茶饮加盟、新能源车企、硬科技发展五大时下商业热点议题，记录、观察与探讨中国创业者与普通人在商业变革中的抉择与困境。
《激流》 第二季剧照，图片来自尤里卡工作室
在聚焦真实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张力的过程中，人文纪实类的纪录片逐渐被更广大的观众接受。然而，商业模式始终制约着人文类纪录片发展，传统电视台版权采买模式，已经随着电视体系式微而逐渐消失。
长纪录片投入成本高，制作周期长，市场又相对较窄。制片方既要尽可能多的找到自己的受众，又要凸显自己的内容审美与调性，保证内容的专业与严谨。大多数人认为，人文类纪录片节奏慢、情绪克制、主题沉重，天然与现代大多数人追逐的“ 爽感” 不兼容。
即便是在腾讯视频这样的庞大的生态体系内，在 C 端为内容付费习惯已经养成的土壤里，尤里卡也需要用传统的 To B 的广告模式，才足以支撑工作室的正常运转。
作为工作室负责人，在对话的过程中，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负责人侯振海也不回避，《激流》 第二季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客户的需求，半年前双方已经定制好了内容导向和传播周期。
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负责人侯振海，图片由其本人提供
对于制作方来说，跟踪单个人物和事件数月，做长周期的内容创作，现在需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在上市公司体系内，必须按季度完成商业化指标，尽管这是很正常的商业逻辑。
在经济下行的周期，侯振海也越来越发现，要追逐独立审美和兴趣偏好做小众圈层内容，大厂的生态体系的支撑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它背后不仅有一支强大的销售团队，还能够在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投放周期，找到更适配双方需求的广告客户。
在影视图像泛滥，AI 虚构盛行的时代，“ 人” 仍是值得记录的存在，而广告主也逐步认识到，纪录片是一种可持续传播资源，而非简单的一次性曝光。有的时候，“ 深度即流量”，讲好一个故事比讲一万遍浅显的道理重要，陪伴用户比打扰用户更有效。而人文纪实类纪录片，恰好为品牌方提供了这样一种高信任度的公众沟通方式。
以下是独家对话实录，经编辑整理：
人文纪录片要回应时代情绪
Q：尤里卡工作室现在重点在做的是什么？
侯振海：我们团队三年前来到腾讯视频，成立了尤里卡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名字的来源，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的时候，从浴缸里一跃而出，喊“ 尤里卡”，意思是，“ 我找到了”。这是一个古希腊语。因为我们比较擅长，或者说兴趣所在，是做一些人文知识类的内容，与这个名字的含义和方向一致。
我作为工作室负责人，管项目运营和团队，李伦老师是腾讯视频副总编辑，他是工作室的创办人，我们是跟着李伦老师很多年的，甚至有的制片人，是从实习生开始就跟李伦老师一起的。这个团队历史，可能得有将近 20 年。
大家都是从电视台时期就在一起工作。我们的内容团队，以前都是记者、编导或者导演等传统媒体人。到了腾讯这样的商业平台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怎么与大机构，新的商业组织适配。我们还要招商，跟广告客户沟通。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运营，大家互相配合、协调。因为项目链条非常长，从一个创意开始，变成方案，内部评估立项，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然后商业售卖，让广告客户能听懂我们。我们的工作系统比较柔性，能够形成健康良性的循环。
所以，好多人都问，为什么 《十三邀》 能做这么多年，或者，一个团队能坚持这么多年。因为我们内部有分工，有合作，大家又都是差不多年龄入行的。
Q：你们团队加入腾讯视频后，为什么会单独成立工作室的机制来做内容？目前有哪些重点项目？
侯振海：我们现在长期做的几个项目，《十三邀》 是一直在做的，是我们工作室的核心的项目。它承担了比较重要的内容影响力。
去年，我们做了些创新栏目，是陈嘉映老师的纪录片 《解释鸿沟》，是哲学题材纪录片。《激流时代》 也是我们挺重要的项目，是做商业的纪实性节目。我们还有一个关于老年人题材的项目是 《前浪》，跟上海台纪录片中心合作的，主要是探讨我们如何面对衰老—— 父母的老去，自己的老去。
我们今年还计划开发一个新项目叫 《超我》。2004 年，《超级女声》 成为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到 2024 年，20 年的周期，正好“ 超女” 的有一季总导演很想做一个纪录片，我们也觉得这 20 年，包括人群是很有独特性的，大家一拍即合，今年重点在孵化这个项目。
Q：“ 超女 20 年” 这个题材可能会有很多人关注，前段时间有个流行词是“ 中式梦核”，大家喜欢回忆千禧年之初，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消费。
侯振海：这 20 年确实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间段。一些年轻人，80 后，90 后的成长，变成了中年人，又有新媒体、社交媒体，包括房地产起起落落。这些人是怎么认识自己人生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也挺感兴趣的。感觉这是一个回看我们过去 20 年挺好的机会。
Q：对，这像是一种在回应时代情绪的感觉。谈到你们今年已经推出的纪录片 《激流》，我发现你们的主题，其实与我们日常关注的选题很契合，我们一直很关注商业的、科技的热门话题，不过，你们之前主要是做人文纪实类纪录片的，为什么也会选择这 5 个方向？
侯振海：选题要有传播性。我们工作室很看重的一个点是公共性，就是话题与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是当下性，必须是这个时代里比较重要的命题。另外，作为一个影像作品，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些“ 戏剧化” 的冲突，也就是有一些故事性。这三点，不光是 《激流》，也是我们每一个纪录片的底层逻辑。
做 《激流》，是因为我们觉得商业故事是很重要的题材，这里面反映了每个人的人性，有真实的故事。你在这个行业里，你会感受更深一些，一些自媒体也在做，图文类的报道，但是讲述严肃的商业故事的纪录片还是偏少。
有很多商业概念经常会出现，这一季的 AI、造车，上一季的直播带货、新消费…… 看着挺热闹的，但我们对它背后的逻辑，里边的人是什么状态，并不是特别清楚，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当然，最早的契机，也是一些广告客户的商业需求。这些题材他们感兴趣，我们也就往前推进了。因为我们团队没有财经或科技内容的专业背景，我们更多的还是新闻或者影视频创作背景，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事件里面的人物故事、人物命运。所以我们切入的角度也是里边的人。
Q：当我看到 《激流》 极越夏一平的那一期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去年底，极越刚暴雷的时候，可能全国所有的媒体都在找他本人，但是没有一家采访到了他，为什么是你们这个纪录片项目找到了？是怎么做到的？
侯振海：我们导演回来跟我交流，当时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唯一一家在现场的媒体，就没有其他的媒体在，可能有平面媒体，但当时识别不了。按我们传统的经验，“ 现场” 是一个事件的核心，肯定好多家媒体都在，结果那天，现场只有我们一家视频团队。
做新闻，肯定还是得去采访当事人，夏一平是极越暴雷事件中，很重要的核心人物，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尝试跟他联系。当然，这也体现出李翔的价值，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财经作者，有他的社会关系和行业影响力。一个风口浪尖的人，如果要接受采访，肯定要选择他觉得合适的、恰当的谈话对象。
李翔主动出面和夏一平联系。夏一平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也是对李翔的信任，然后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时是一个独家的采访。现在坦白说，风口浪尖的人，说话都比较谨慎。因为我们团队这些年来的作品积累，才能够获得这份信任。
Q：做热点事件的记录是你们的方式。国外一些很优秀的纪实类纪录片，跟踪的时间、创作周期都很长，有的会用几十年，以一个视角去记录一个人或者一个事件。选题偏社会热点的话，一方面，是有很多人感兴趣，但另一方面，热点来得快也去得快。纪录片的创作也挺不容易的，在延续纪录片的生命周期上，你是如何考虑的？
侯振海：这就像我们做内容，有消息、有特稿，也有长篇，可以写成书。纪录片也分很多种，有的记录一段历史，有的就记录一个现场。它的生命周期，也跟每个人的兴趣和媒体价值取向是有关系的。
并不是说，记录一个长时间的，历史价值会更长一些，记录一个当下的现场，可能就少一些，反而，也许就是记录下来，某个时刻，你搁十年，二十年之后看，可能也能产生其他的价值。
我们选择这些内容，有一些可操作性的原因，当下的媒体环境，这类型的内容更能够成为产品或者传播作品。当然，长远的东西，我们也想做，要考虑到的就是，怎么去让它变成一个作品。
新闻，当下性是很重要的点，我们对于当下的热点，或者当前时代发生的事件，有兴趣去记录。
Q：在国内众多商业作者之中，你们为什么找了李翔来做 《激流》？《十三邀》 与许知远捆绑很深，你们是想通过 《激流》，再造一个“ 许知远” 吗？
侯振海：可能外界会这样看，但是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的合作，一个是内容的适配度，另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共创者得有足够强的动力和意愿。我们比较习惯做以人物为核心的内容。
可能看上去许知远和李翔比较像。但其实我们是从内容本身考虑，有一些机缘，有的人时间不合适，有的人现在有自己的规划，不想走到台前。李翔自己想转型，正好有这样商业项目，一拍即合。
Q：你怎么看李翔的个人特质之于节目的作用？
侯振海：我们不是商业内容专业的。最重要的一点，他在商业报道或故事上，是重要的内容输出者，他有自己独到的观察，这是我们最看重的。因为我们讲商业故事，不能只讲人，还要有专业性，这是这个节目的灵魂，也是基础。
Q：在招商的过程中，以及在内容策划，到后期剪辑，《激流》 的倾向性是更突出节目的 IP，还人的 IP？
侯振海：节目要有独特性，识别度，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这是项目的核心。比如，提到 《十三邀》，肯定就想到许知远，《激流》 是李翔，《解释鸿沟》 是陈嘉映老师，是要结合个人的特点来做呈现。
Q：可能大部分普通观众，讨论这些人文类节目的时候，喜欢说，你看，许知远在节目中，与嘉宾如何如何了。好像大家都会把目光集中在个人身上，这样一来，节目内容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不是反而被忽视了？比如说，实际上你们想说的，时代的话题，群体的命运。
侯振海：有一类观众是这样的，但每一个观众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一些群体，是习惯以这样的方式去和你产生连接，有一些可能会关注到你在说的话题，还有一些可能关注嘉宾的互动。这是很正常的，我无法左右它。
Q：社交平台上只代表部分，但部分的声音，有时候被无限的放大了。还有一部分，有想法但不发声，也是你们的核心受众和用户。你们怎么去分辨，社媒上哪些是噪音，哪些是被忽略真情实感？
侯振海：我们对观看我们工作室出品内容的观众有基本的期待。《十三邀》《激流》《解释鸿沟》，从观众规模来说肯定属于小众品类。“ 理性到场” 的观众是我们的核心，他们更重视思考的独立性。我们也希望，一些被热门话题吸引来的观众，有机会和我们的内容产生某种智识层面的连接，进而也转化成核心用户。
Q：你们怎么捕捉理性用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理性用户，往往是很冷静的、不轻易发声的，在社交平台上是隐身的，不轻易点赞和评论的。
侯振海：是的。虽然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你能大概知道，有一类群体是在看。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心里是装着这样的群体和观众的，会跟观众建立智识上的交流。
另外，是运营上，我们很看重自己的官方账号，《十三邀》 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当别人想找到你，会在这里发声，我们后台会收到很多长的、真情实感的反馈。
还有一类用户，可能是媒体从业者，或者是自媒体、老师、学者，也是我们的核心用户，但这类群体其实不需要通过看节目的方式获得信息，他们已经有自己的渠道，但 《十三邀》 这类节目，提供了一个谈论某个话题的契机。
也有人说，很难在身边找到谈论这些话题的人，有的观众甚至觉得，我把 《十三邀》 讨论的话题转到朋友圈，会有一种“ 羞耻感”，因为他身边的环境都不太谈论这些事情，但是，他又有谈论这些话题的需求，根据我们观察这也是挺大的一个群体。
许倬云先生说过，100 个人里，有两三个人能够讨论、理解你的意思，就已经很好了。我们也不奢望，它是全民的，或者总是有更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我们希望创造大家交流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做线下活动，让大家找到大家。
走大厂商业逻辑，去适配广告主周期
Q：以前做纪实类影像作品的更多是传统电视台的队伍，现在他们越来越少做这类内容，一线城市的很多电视台都在改革、重组，为什么纪实类影像生产出现在这样的状态？
侯振海：最明显的是，大家使用媒体的习惯已经转变了。原来是公共媒体、机构媒体制作内容，大家通过机构媒体获取信息。后来，自媒体或者社交媒体之后，很多人变成了个人生产者，内容产出的体量远远要大于机构媒体。
之前一个阶段，大家觉得自媒体更有意思，也有一定的专业性，近一段时间很多人会觉得，有些审美疲劳了。但因为这一波冲击后，传统机构如今很少再做类似内容，因为一度它不被大家消费，不被大家喜欢和关注。这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的历史结果。平台机构的发展也可以容纳各种品类的内容，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发挥自己专业能力和兴趣的空间，继续做我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Q：传统电视台在内容策略上的变化，也许跟经营相关。那同样是做人文类纪录片，在腾讯的体系下，收入是可以打正的？
侯振海：是的，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从公司的角度来说，这是正常的商业逻辑，无论是 To B 或者 To C 的方式。我们从传统机构媒体到互联网行业也七八年了，摸爬滚打成长了很多，积累了团队运作和商业运营的经验。
Q：那如何说服广告主呢？因为广告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品牌快速崛起，又快速倒下，很多品牌是靠投流野蛮生长，非常看重转化数据，以便内部汇报更有说服力。如果你对他们说，理性用户是工作室的核心受众，大量用户因“ 社交羞耻” 在后台默默支持，数据显得少了。广告主会认可吗？
侯振海：我们的客户来自不同行业。我们这个类型内容的商业模式其实和电视台一样。广告是 To B 的逻辑，有的要做品牌，比如，交通或者数码电子，看重的是如何帮助品牌传递价值主张，品牌需要内容载体，不停地跟目标用户产生连接。
还有一类是消费品，快消行业，要曝光和流量，这类品牌投综艺和影视剧会更多。我们的内容不太匹配这样的需求。
像你说的，每个团队情况也不一样。从内容创作角度，我们很明确，项目该怎么做，广告主也很明确。
可能有两个层面的结合点，一个是，品牌理念的表达和丰富，比如，车是安全，车是爱，或者说，是高端、豪华、奢华、科技感的。这些都是很抽象的概念，我们要跟品牌一起把它丰富、具体，这些是我们比较擅长的。
每个品牌，以及品牌所处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投放目标。不同的商业需求，你得用播出周期和内容形式，去承载品牌的不同需求。
除了内容本身，还有运营和渠道的方式。另外平台的能力也非常重要，腾讯的广告资源、市场资源，整合在一起。只拿内容或理念去说服广告主，是很难的。
Q：来你们这里投放的品牌，车企居多，都是相对高端的，跨国公司大品牌，相对注重品牌形象。但当前很多外企在慢慢撤出中国市场，可能也会对广告业产生一些结构性影响，你怎么看？
侯振海：品牌广告肯定是越来越难做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广告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因为广告业是很传统的商业模式，遇到经营困难企业往往先砍的是营销预算，但总还是有些品牌活得还可以的，我们努力争取这些客户的预算。
我越来越觉得，在广告招商上，与腾讯生态的联动很重要。这是我们在腾讯体系下做纪录片的优势。腾讯广告销售是一个团队，会对接不同的内容，会在那帮我们识别，哪些商机是适合的，然后我们再来跟进，成单率会更高。
Q：你们的内容会跟商业化做更多的联动，很多对内容有极致追求的人，大概率是不想有太多非创作因素干扰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多更好的内容。你怎么去说服创作者的配合？
侯振海：不存在说服，是大家逐渐建立共识的过程。我们从传统机构媒体到商业机构这么多年了，完全没有商业化思维是很难生存的。当然，我们又是内容创作者，需要思考保持内容合理性的前提下完成商业化目标。因此我们内部要拿出好的创意去说服广告客户。
有一个品牌的老总跟我说，知道我们的纪录片对用户的心智扎得很深。有时候做广告，越是大张旗鼓的，喊别人看你，消费者越反感，特别是我们做的这类内容，这部分受众，其实很清楚他们看的到底是什么。
Q：这样售卖方式，是不是还要面临那个实际的问题，你怎么对内、对外确认内容影响到了目标消费者？
侯振海：我现在评价一个项目的好坏，有一些行业共识的标准，比如，讨论度、话题度。还有一些传播数据，比如，豆瓣评分，微博热搜。当然还有，客户管理团队的体感，以及执行层面的体感，还有第三方的调研和访谈数据可以支撑。
我们不是大众化的节目，客户对此也有预期，对纪录片或者纪实节目，行业是有理性判断的。
Q：以前纪录片的模式是，大家是做好节目，然后版权售卖，现在更多要前置考虑广告主的诉求。类似你刚刚谈到的，做节目跟着广告主的投放周期走。有个问题，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相对周期较长，你怎么去更好地适配广告主的节奏？
侯振海：坦白说，有时候是看运气。当然，像沃尔沃这类，已经长期合作了，我们的播出周期也比较长，能够很快适配。
比如 《激流》 的广告主，希望在这个阶段有产出，半年之前就已经定了时间。我们半年前就开始操作和拍摄。半年的操作周期已经算比较长的，很多就三个月。有些是单期定制，确实得匹配。
Q：你怎么看 To C 的模式呢？现阶段，C 端付费能力是不是难以支撑纪录片品类持续营业？
侯振海：我们现在商业模式更多是 To B，因为我们是小众的品类，不像综艺和电视剧，一期就几千万人、上亿人看。相对体量小的品类，还是得用传统的广告模式。我们会有一些 C 端收益，比如超前点播，但现阶段还不足以支撑成本。纪录片不是一个刚需内容，还是有一定的消费门槛。
Q：李翔也是不需要背商业化 KPI 的吧？
侯振海：是的，他就跟我们合作内容，我们一起来创作节目就是我们的 KPI。
时代被解构，每个人需要找到意义
Q：听起来你们是一个内容创作理想国的状态。
侯振海：也不能这样讲。至少现在这个环境，我们都不停地在遇到挑战和市场变化，也在不停地调整，团队相对小一些，比较灵活，在内容上，有长周期、有短周期，会有一些搭配。我们内部需要来平衡。
Q：那你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
侯振海：在内容开发上，也不能只为了完成商业目标，那就会越做越小，没有独特性了。保持自己独特性，再完成商业闭环，这是最核心的挑战。
我们从业这么多年，有自己的审美，内容的标准和判断。内容创作，怎么做出新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其实很难。你有点子，但找不到许知远、李翔，也很难落地。然后，你还要找到商业机会，说服广告客户来投放，每一步都紧密相关。
Q：你们的审美和标准在时代议题，你会不会认为，现在的人好像更关注自身了，而不太喜欢在公众领域谈论时代议题、理想主义之类，类似这种公众知识分子的情结，好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侯振海：我们做完陈嘉映老师那个项目后，更清晰了。我们自己本身也阅读，也会想当下的事，我觉得，还是有些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这也是我们做节目的基础。
这个时代的媒体，也还是有公众属性的，大家还是关注事态发展。可能不再是那种时代的、群体的话语，更多的是个人的思考和判断，这是大家思想的变化。现代性带来的危机，当人类开始学习科学，参与政治和社会实践之后，传统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和意义都被解构了，就剩下了个人。
最开始的时候，你从枷锁里挣脱出来，有自由，有选择，最后变成只剩你自己个人，你完全被抛到存在主义世界上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去找到自己的意义？大家也许不关心时代的大东西，但其实你也在时代中，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Q：那在内容消费潮流上，你会有担忧吗？比如说，在视频内容上，很多人对短剧趋之若鹜，作为影视内容创作者，你看到这种现象，是什么感受？
侯振海：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不是看短剧，就不看其他了。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面临人生的困境，还是会思考，该怎么选择人生。当然，有人不想也正常，不能苛求每个人都去思考这些。
但是，有人还是愿意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产生连接和沟通。看哲学书的人，也会刷短剧的，你不能说就哪个高或哪个低，但是从审美上，是有不同的选择。
Q：讲到思考，其实有时候，我问 AI，问 ChatGPT 或 DeepSeek，它好像什么问题和困惑都能承接得住，并且，还能一本正经地输出回答，有时候还很有哲学或文学高度。你怎么看？
侯振海：AI 现阶段还是工具，它对我们时代是有影响的，它是重要生产力，会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事情，包括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人际关系、生产力关系，但是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
你是想问我，担不担心被 AI 替代？我不担心。AI 是绝对理性的，但是，人除了有理性，还有感性，这是 AI 无法做到的。AI 永远不是人，而人就是人。人会喜怒哀乐，会意气用事。AI 会给出理性的、标准的答案，但是，人有时候就不搭理你，或者不愿意跟你谈事情。
还有，AI 无法取代人人都有隐秘的那一面，人都有隐秘的需求。每个人都有秘密，这是人的一部分。有些事儿没有被说出来的，比如，我们今天的访谈，别人都不知道有这事，比如，有些人见几面，就左右了一些人的命运，或者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是人的价值的，AI 做不到的。（本文首发于钛媒体 APP，作者｜李程程，编辑｜李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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